二00四年三月在滎經縣烈士鄉境內發現一漢代摩崖刻石。經專家實地考察，證實是漢代原刻。據內容判斷，該刻石就是自宋代以來碑刻志書記錄有序的《何君閣道碑》（也稱尊楗閣碑）。 

刻石位于滎經縣城西約10公里的烈士鄉馮家村，下臨滎河，上為峭壁，刻石面朝西北高約200厘米，寬約100厘米的人工鑿成頁巖斷面上，刻石以西分布有 約30×30厘米的棧道孔洞。刻石布局略呈正方形，寬73厘米，高65厘米，四周鑿有邊框。文字共52字，排列7行，因字形繁簡任意結體，每行7字、9字 不等。刻石文：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陳春主。記錄了公元 57年東漢光武帝時期修建一段棧道的情況。刻石風格具有典型的早期漢隸特征，是篆書向隸書的演變過渡代表。結體寬博，橫平豎直，波磔不顯，古樸率直，結構 嚴密，中鋒用筆，以篆作隸，變圓為方，削繁就簡。

　　宋洪適《隸釋》載《何君閣道碑》全文52字，與此次發現的刻石文字完全相同。并記：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蜀中近出，東漢隸書斯為 之有，字法方勁，古意有余。并對閣道之閣本意和光武帝時期建武中元二年號并列進行了詳細考釋。洪氏《碑式》其文7行，字數不等，或6字或9字。宋晏袤跋 《開通褒斜道刻石》：“書法奇勁，古意有余，與《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今‘何君碑’不傳。”《墨寶》記：“此碑出于紹興辛末（115年），在滎 經縣，以適邛笮之路也。”清馮晏海《金石索》據《古刻絲鈔》載有“何君閣道碑”拓本縮樣，共6行，每行9字，末行7字。清康有為對“何君碑”盛贊有加。民 國十七年版《滎經縣志》載，二十世紀初，滎經舉人汪元藻托皖人沈鶴子據《金石索》臨摹刻碑，立于滎經中學。近代鄧少琴據此收入《益部漢隸集錄》。該碑上世 紀50年代覆埋于地。 

據以上記載考證：洪適描述“何君碑”與現在發現刻石行數和每行字數完全一致，當為所見刻石拓本，可能因刻石 底面平整，結體規范，布局謹嚴，故誤為碑。而晏袤言其時失傳。《金石索》等拓本，應為偽刻，《益部隸書集錄》等更誤。《何君尊楗閣刻石》當為唯一刻石，不 再有他碑之說。 

滎經是秦漢時期嚴道的治所，漢嚴道古城遺址東距《何君尊楗閣刻石》15華里。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牦 牛道的起點。《華陽國志》：“（嚴道）道至險，……回曲九折，乃至山上。”回曲九折，即指九折坂，翻越九折坂即為牦牛縣地界。九折坂位置的具體所在，是研 究漢王朝重視開通的西南夷古道路線，牦牛道治所，嚴道轄區范圍的關鍵。《讀史方輿紀要》言九折坂在滎經凰儀鄉大相嶺上，后之志書紛紛附合。大概因唐宋以后 茶馬古道即翻大相嶺之故。尊楗閣修建由蜀郡太守親自組織，耗工近兩千，在古代是一項大型的基本建設，當是通西南夷古道上的重要工程。而這次刻石的位置是在 嚴道城以西，而大相嶺在以東，可知嚴道是牦牛道是沿滎河西上滎經三合鄉代黃溝（其間有盤桓山路，俗稱九倒拐），至今瀘定冷漬一帶。這也附合康藏史專家任乃 強先生《川康交通考》說牦牛縣治在打箭爐（瀘定）一帶，而漢源清溪一帶，本屬嚴道轄境。 

這次《何君尊楗閣刻石》的發現，廓清了歷代對《何君閣道碑》這一名“碑”的認識。糾正了以前對九折坂位置具體所在的認識，對研究西南民族、古代交通、區域治所以及書法史及書法藝術研究等學術問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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