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起于何時？史書上早有記載：秦漢時，蜀地和雅安地區的商者就與大渡河以西當時稱為牦牛羌、牦牛夷等部族進行過騾馬、牦牛等物交往；量少稀有還只為藥用的茶葉，也是一項流通貨物。從蜀地到達康定的新都橋、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區域等地方的道路，人們稱這條最早的民間通商交往的路叫“牦牛道”或“馬道”。從中原地經青海和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區，經金沙江、過西藏那曲等地到達拉薩的藏漢政治文明古道是唐朝時唐蕃古道，從宋、元、明、清由朝廷多次大規模開通的川藏古道把茶葉更多地輸進了藏區；清時，云南的普洱茶也輸入藏區。宋朝時，因北方邊疆戰事不斷，遼、金、西夏等游牧政權的侵擾，戰事和運輸需要大量的馬匹，宋王朝便把“茶馬互市”的重點從西北轉移到西南。從內地通往康藏地區交通要道就是四川的黎州（漢源）、雅州（雅安），兩地便成了“茶馬互市”的重要市場。到了元朝，由于軍馬是自給，不需要茶馬交易，官方對茶葉的控制，完全在于以稅收充實財政。明朝時，北方戰亂又起，朝廷迫切需要軍馬，以茶易馬的舊制恢復，施行以茶馬司的“茶引制度”，嚴禁私人販運到民族地區，也嚴禁把茶種引過二郎山，違者會處以凌遲死刑。到了清代，邊茶是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乾隆年間，以茶易馬的政策完全終止。“引茶制”改為“引岸制”。岸，是指茶葉的固定采購地和銷售范圍，口岸和路線都是按官方指定的范圍。由于清朝逐漸放寬了茶葉的控制政策，從而促進了茶葉的生產和藏漢茶土（土特產）交流為中心的貿易。到清朝中葉，因經營邊茶而發家致富的不少，雅安、名山、滎經等縣的茶商就發展到了七十多家，以邊茶為中心的民族資本逐漸發展起來。康熙四十一年（1902年）清政府于打箭爐（康定）設官，監督茶葉等貿易，這時康定更加形成了藏漢貿易中心。清朝前中期位于藏漢交通要沖的康定，就必然成為漢藏貿易的重要集散地，邊茶業的發展走向極盛時期。那時的爐城（康定）在清史書中說是“全市基礎建于商業，市民十之八九為商賈”。

　　從歷代王朝對邊茶的政策是要“以茶治邊”，用茶葉控制少數民族。統治者實行重征茶稅和茶葉官賣的壟斷茶葉貿易的一整套政策，以達到茶治邊的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

　　從唐以來的“茶馬互市”以及發展到后來的“茶土交流”都把內地漢族和邊疆少數民族聯系起來，促進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經濟往來。始于唐代的邊茶業在客觀上成為藏漢民族團結交往的重要紐帶，對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從雅安、名山、滎經、天全、瀘定等地到藏漢商貿重鎮康定，從康定又分南北兩線到青海玉樹、昌都，經西藏芒康、察丫、江達等地，直至拉薩，這就是歷史上的茶馬古道；這就是我國歷史最為悠久、運輸茶葉最多，漢藏民族文化、經濟往來最為重要的通道；這個大通道的起始，中段和中心段均在康巴大地腹心——甘孜州。而甘孜州又處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生態、文化格局，使川藏茶馬古道縱貫、網布甘孜藏族自治州。

　　歷史在前進，今天的甘孜州早已不是歷史上茶馬古道那種貧窮落后，靠人背馬馱作為運力的景況。汽車已成為主要運輸工具，在四通八達的公路上往來飛馳，把藏族需要的茶葉、日用品運往各地；從成都到西藏拉薩有飛機可以直達，結束了千年茶馬古道的辛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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