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僰人不是彝族的先民

僰人，中國古代的一種民族，為古氐羌人的一部分。史書記載，曾建立過“僰候國”，也就是“僰國”。僰人，為西南夷。為其這一點，有人說古代僰人是彝族的先民；晉代到明代中葉的川南“僰人懸棺”是古代彝族的懸棺，這是大錯而特錯。有人說，古代僰人是今白族的先民或構成白族的主要成分，這可能是對的。如果這一結論正確的話，那么川南“僰人懸棺”也就是白族的懸棺了。

秦、漢時期，稱今川西南、貴州、云南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為“西南夷”。

《史記·西南夷列傳》說：“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其外，西自桐師（今保山）以東，北至葉榆（今大理），名為巂、昆明；自西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上文所說“西南夷”中的部落是眾多的，但有的部落名稱已經是歷史的遺留，例如滇的部落界限便已經突破而組成了國家。依《史記》的說法，“西南夷”中所有的部落，就族系來說，“皆氐類也”，即屬于氐羌系統的民族。事實上并不如此。秦、漢時期的“西南夷”，就其族系分類來說，乃分別屬于氐羌、百越和百濮（孟高棉）三個系統。屬于氐羌系統的民族有僰族、昆明族、叟族、摩沙族。屬于百越系統的民族是僚族、濮族、鳩僚。屬于百濮系統的民族有苞滿、閩濮。

《史記·西南夷列傳》說，昆明族與滇僰、邛都等“皆氐類也”，即同為氐羌系統的民族。它是南中地區“夷人”中的“大種”，人口最多，分布面最廣。是彝族祖先部落之一。滇西昆明族各部落是形成近代滇西彝族的主體。而衰牢部落即為滇西彝族的祖先部落之一。

叟族也是從氐羌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在秦、漢時期的“西南夷”中，叟族一般地普遍與昆明族雜居在一起，只是在今貴州省境內沒有叟族，只有昆明族。秦、漢以后，叟族和昆明族之間一直處在分化與重新組合的過程中，組成近代彝語支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阿昌族五個兄弟民族，彝語支白族、納西族除外。

摩沙族也是氐羌系統的民族。摩沙族從氐羌中分化出來的時間在東漢時期。“摩沙”即“納西”。

僚族，至近代則原為夜郎的僚人群體，形成仡佬族、侗族、水族和壯族中的一部分。東漢時期永昌郡內的僚，后來則成為傣族。

濮族，布依族和壯族中的一部分便由秦、漢時期的濮族發展演變而來的。

鳩僚，是從僚族中分化出來的一部分，是今文山州、紅河州境內傣族的先民，也是近代德宏、臨滄，思茅、西雙版納一帶傣族的先民。

苞滿，近代一般稱為布郎族。

閩濮，佤族、德昂族的先民。德昂族過去也叫獨龍族。

一般來說，古代分布在西南境內屬于氐羌系統的群體，是分別發展為近代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各少數民族的核心；屬于百越系統的群體，是分別發展為近代漢藏語系侗傣語族的各少數民族的核心；屬于百濮（孟高棉）系統的群體，是發展為近代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的各少數民族的核心。

僰族是從氐羌中分化出來的。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即說：“僰，羌之別種也。”又《后漢書·杜篤傳》說：“捶驅氐僰。”僰族是滇國的主體民族。“僰”與“白”近音。而當時的漢文記錄之所以寫作“僰”，是有其用意的。《水經·江水注》引《地理風俗記》說：“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看來僰族是西南各少數民族中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而比較先進的民族，故其民族名稱被例外地譯寫了“從人”。其他比較落后而仍然從事狩獵和采集的民族，則被稱為“夷”和“蠻”。僰族是滇國的主體民族，但滇國境內除僰族之外，還有不少其他的被統治民族。而僰族則主要分布在平壩地區，山區為其他被統治民族的分布區域。又僰族的分布區域往往超出滇國的統治區域范圍以外。直到東漢末年，西北的湟水流域，仍然有一部分僰族與羌族的其他部分雜居在一起。從湟水流域往南至今川北的岷江以西地帶，秦朝時期也仍然有一部分僰族。《呂氏春秋·恃君覽》即說：“氐羌呼唐，離水（今灌縣境內的岷江）之西，僰人、野人，多無君長。”由離水流域往西南，今川西南的雅安地區，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一部分僰族人口。《華陽國志·蜀志》說，春秋、戰國之際，蜀國的保子帝，“攻青衣（今雅安），雄張僚、僰” 。從青衣往南，至今四川涼山州即漢初的邛都地區，僰族人口也不少。所以《史記·平準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都把邛都稱為“西南邛僰”。自“西南邛僰”之地往東，至今宜賓上下周圍地帶，秦、漢之際仍然是僰族的主要聚居區。《漢書·地理志》僰道縣（今宜賓）《注》說：“應邵曰，故僰候國。”僰道縣往南，今昭通地區的平壩中，直到三國時期，僰族人口仍然不少。而漢武帝時期自僰道縣開通前往僰族聚居區的交通道路，也稱為“僰道”。這條僰道即經過今曲靖地區，說明今曲靖地區當時的僰族人口不少。

“僰道”不僅自僰道縣往南“迄于建寧（今曲靖）”，還有一條分道向東南“指牂牁江”（《史記·西南夷列傳》），即今貴州境內的北盤江。則今貴州省西部地區，當時也有僰族人口分布。滇國統治中心的滇池周圍地帶僰族人口最多。滇國南部、西漢武帝時設置勝休縣的地方，僰族人口也不少。王莽之時，勝休縣境內以僰族為主的各民族反抗王莽的統治，王莽派兵前往鎮壓，幾年都平服不了。王莽便唯心主義地把勝休縣改名勝僰縣，企圖以此來從思想上鼓動當時的漢族官吏和士兵，把當地僰族的反抗鎮壓下去。勝僰縣（勝休縣）之地，在今曲江以南、瀘江以北的建水、石屏、峨山一帶。也就是說，當時在今滇南的建水、石屏至峨山一帶的僰族人口也不少。滇國的西部，今楚雄州一帶也有僰族。《史記·西南夷列傳》說，滇國的主體民族是農業定居民族，而其轄境西部的昆明族的大多數，仍過著游牧生活。楚雄西部的今大理州一帶，在秦、漢之際，雖然有不少從事游牧生活的昆明族，但也仍然有從事定居農業生產的僰族。祥云縣大波那發現了戰國前期的銅棺墓，顯然是當地僰族的。當時只有僰族實行棺葬，同區域內的昆明族，直到晉朝時期仍用火葬。再往西，今保山市一帶，秦、漢之際也有一部分僰族。漢武帝開“西南夷”之時，在今保山東部至東北部地帶設置了不韋縣，遷移了一部分漢族人口前往屯墾。這部分漢族人口以后便與當地的僰族相融合，世代相傳地居住在今保山市境內，直到明朝時期，他們既稱之為“舊漢人”，也稱為“僰人”。

以上所說秦、漢時期僰族在云南境內的分布狀況，到后來元朝時期李京寫《云南略志》之時，作了基本上與歷史事實相符的概括。《云南略志》說：“白人，有姓氏。漢武帝開僰道，通西南夷道，今敘州（宜賓）屬縣是也，故中慶（今滇中地區）、威楚（今楚雄一帶）、大理（今大理州）、永昌（今保山）皆僰人，今轉為白人矣。”

非常清楚，漢朝時期的僰人，到元朝時期，書面記錄名稱改寫作白人 。其分布狀況，也仍然是自元代的敘州即漢代的僰道縣往南轉西至永昌，并不曾發生大的改變。

滇國統治的中心滇中地區以僰族為主體；但僰族的分布卻不止于滇國統治區域。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僰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卻大致相近。僰族是秦、漢之際“西南夷”各民族群體中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一個民族。還在戰國時期，滇國的僰族已經使用青銅生產工具，在滇池上下周圍的平壩區開墾出了“肥饒數千里”的耕地，使農業生產發達了起來。僰道縣南部（今昭通地區）的僰族，則利用“千頃池”灌溉稻田，其農業生產規模不小。今楚雄萬家壩發掘了春秋至戰國時期的古墓葬，其中一個大墓出土的一百一十件青銅器中，生產工具占74％，說明這里的僰族中的農業生產也很發達。楚雄往西，今大理州祥云縣大波那發掘到戰國時期的古墓，也有不少青銅生產工具和青銅鑄成的“六畜”模型，也說明這里的僰族已經生活在農耕生活之中。秦、漢之際，“西南夷”中絕大部分的民族群體，被內地漢族中的統治階級稱作“蠻夷”。“蠻”字從蟲，是采集蟲蛤為食的人；“夷”字從弓，是原始的狩獵民族。而唯獨對于僰族，則一方面在說他們也是“蠻夷”的同時，又說他們是“夷中最仁，有人道”，故民族名稱“僰”便例外地寫了從人。由此可以說明，當時僰族中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的發展水平，已經與內地漢族相接近了。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在滇國的僰族中，牲畜飼養業也與之相配合而得到很大的提高。當公元前109年漢武帝派兵征服滇國時，便從滇國獲得“牛馬羊屬三十萬”，可見牲畜數量之多。至于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狀況，則從近來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滇王墓葬中的文物上面，可以窺見其大概：有各種各樣的青銅生產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銀、瑪瑙制成的裝飾品等等。這些手工業產品的生產技術，雖然反映的是西漢中期前后的情況，但都是秦、漢之際沿襲下來的，受西漢中期以后進入的漢族的影響還很少。

生產的發展促進了與內地漢族之間的商業交換日益增多。在秦朝時期，巴蜀商人更多的是到滇國的僰族中進行交易，取其牲畜和僰僮（奴隸）。秦朝因之而發展政治勢力至滇國，在其邊沿地區初步設置了一部分郡縣，并派遣常頞開通“五尺道”，自今宜賓南下，沿途經僰族聚居區而直達滇中。漢朝初年，把通向滇國的商道封閉。但滇國僰族內部生產的發展，要求與內地漢族交通；內地的漢族商人更垂涎于滇國僰族中的物產。所以，滇國僰族與內地漢族的交通往來，并不因漢朝廷的主觀禁閉而斷絕，相反地卻較之秦朝時期更為發達。《史記·貨殖列傳》說，漢朝初年之時，自關中地區經巴蜀而達滇中，“棧道千里，無所不通。”關中和巴蜀的商人把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運至滇僰中，又從滇僰中交換回牲畜和奴隸人口。通過這種交換，蜀郡的大商人卓氏、程鄭等，都因之而“富比封君”。

對外商業交通的發展，蜀郡鐵質生產工具的輸入，更進一步促使滇國僰族內部生產力的提高，而生產力的提高又促進了階級分化的加劇。漢朝初年之時，滇國僰族中的最大奴隸主滇王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統治權力，完全騎到人民的頭上去了。所以，當公元前122年（漢武帝元狩元年），漢朝派使臣至滇國之時，滇王問漢使臣說：“漢孰與我大？”認為自己的統治權力似乎比漢朝皇帝還大，管轄的地域范圍比漢朝更寬。當漢武帝征服“西南夷”各地之初，一些民族群體中的貴族分子，由于還沒有在其內部階級分化的基礎上掌握更大的權力，所以還比較難于接受漢朝廷所封給的王或候。而滇國的僰族貴族則不同，他不僅能夠接受漢朝廷所封給的王爵，而且能夠在利用其權力以效力于漢朝廷的情況下，對僰族和同區域內的叟族、昆明族人民進行有力的統治，因此漢朝廷對滇王特別寵信。這說明滇國在未被征服之前，僰族內部的貴族已經具有了相當牢固的統治權力基礎。這種統治權力基礎，是在其內部生產發展和階級分化的條件下產生的。

滇國境內的僰族，在秦、漢之際，已經處在奴隸社會之中；同區域內的叟族和昆明族，則或處于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階段，或仍然處在原始社會之中，受僰族中的滇王統治，成為了供給奴隸的民族。

很有可能是古代僰族后裔的白族的族源歷來是一個爭論很大的問題，主要觀點有：土著說、氐羌族源說（包括僰人遷來說）、漢族支裔說、多種民族融合說等。在南詔、大理國白蠻是當代白族先民這一點上，學術界是公認的，以文化與風俗習慣的明顯傳承性上往上逆推，則可以確定滇池和洱海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居民（也包括其他民族的先民）、秦漢時期的滇僰、漢晉時期的叟人、東晉至唐初的西爨白蠻、唐宋時期的南詔和大理國的白蠻是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白族先民的主體。他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同化或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人民，大約在大理國時期形成白族。

白族屬氐羌族系民族，這是史學界比較傳統的看法。白族的先民是從事定居農業并創造了洱海青銅文化的這一部分民族。

事實上，白族在發展過程中不僅不斷同化和融合了不少周圍的民族，而且還融合了宋代以前各個時期到云南來的許多漢族，才最終發展形成白族。從這個意義上說，白族是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也有一定道理。當然，白族也有許多人口融合于漢族和其他民族當中。

關于白族屬于氐羌族系，或者說源于氐羌族的觀點應該說是正確的。這可以從3個方面得到證明：一是考古學家已經找到了新石器時代滇池、洱海地區有氐羌文化的直接證據；二是史籍不僅記載先秦至漢代從四川以西到今昆明、大理、保山一帶的廣大地區各種名稱繁雜的民族“皆氐類也”，而且還有大量諸如“氐叟”、“氐僰”、“僰、羌別種也”等記載；三是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當代白族語和彝語支民族的語言中還有氐羌語的痕跡，說明白族和其他彝語支民族與古代的氐羌族是有淵源關系的。

漢族古時候稱白族為滇僰、僰人、白蠻、白人等。白族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一說為彝語支，一說應單獨為白語支。唐宋時代，白族曾借用漢字創制了古白文，亦稱僰文。古白文在唐代到明代初期，曾經在一定范圍內使用。元明以后，由于中央王朝政府和云南地方統治者在白族地區推行漢文化教育，并強制改革所謂“蠻風夷俗”，古白文夭折。

白族先民在南詔建國以前實行棺木土葬。東漢至唐初的西爨白蠻也實行墓葬。南詔建國以后，由于受到佛教影響而改為火葬。明、清時期，統治者革除所謂“蠻風夷俗”，白族又改火葬為土葬。送喪儀式和墓葬形式與漢族基本相同。

在我國，四川南部地區珙縣、筠連縣、興文縣境內的懸棺長期被稱作“僰人懸棺”，但新的考證結果表明，懸棺系僚人所置，而非僰人。元代學者李京所著《云南志略》中曾有“土僚蠻，在敘州南，烏蒙北（即今珙縣一帶）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擊去兩齒，然后婚娶。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巔巖之上”。而開棺考證結果表明，棺內成年男子犬齒皆被打掉，婦女兒童則牙齒完好，與李京所述僚人習俗吻合，由此可以斷定，懸棺系僚人所為。此外，1978年開棺時，文物工作者曾在棺內發現一雙筷子，上面刻有“阿旦木”三字，“阿”為僚人姓氏，此亦為懸棺主人乃僚人之一佐證。

目前，川南懸棺為僚人所置已為學術界所公認。然而，有專家認為，僚人乃僰人的一支，對此，學術界尚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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